破产企业合同的审查：法律规定与最新司法实践

破产企业合同审查的程序时限与管辖选择：法律框架与实务观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的框架下，破产企业合同的审查并非单纯的合同法问题，而是涉及程序法、实体法与组织法的交叉领域。实务中，围绕合同效力的认定、履行与否的抉择以及争议解决的路径，核心争议往往不在于合同条款本身，而在于程序时限与管辖选择这两个关键坐标。本文从这两个维度切入，结合现行法律规定与公开司法案例，为读者梳理破产企业合同审查的底层逻辑。

程序上的第一道门槛：受理前后的时限分水岭

破产企业合同的审查，首先取决于审查时点位于破产申请受理之前还是之后。这一时间节点直接决定了法律适用的依据与合同处置的权限。

受理前：合同效力的一般规则

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债务人企业尚处于正常经营或濒临停业状态。此时，其签订的合同原则上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一般规定。若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则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此处需关注一个特殊权利：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若债务人已具备破产原因，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管理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破产法》第三十二条）。因此，在审查“受理前”合同中，不仅要关注合同效力，还需审查是否存在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尤其是涉及货币支付类合同的履行记录。

受理后：管理人的全面接管

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并指定管理人后，管理人即成为审查合同的第一责任人。从此刻起，债务人的财产和营业事务由管理人接管。对于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即待履行合同，管理人获得了法律赋予的特别选择权，且该权利的行使有严格的时间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

这条规定设置了两个关键时限：一是管理人主动决定的两个月，二是针对对方催告的三十天答复期。实践中，许多合同相对方并不了解该权利，反而误以为管理人“默许”合同继续履行。实际上，若管理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合同即被法律推定为解除。因此，对于合同相对方而言，主动催告并留存证据是保护自身权益的首要步骤；而对于管理人而言，在两个月内完成尽职调查并审慎作出决定，则是对全体债权人负责的基本要求。

审查要点：债权申报与合同解除的联动

合同解除后，相对方因合同解除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依法申报债权。管理人审查合同时，需明确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是否属于共益债务。根据《破产法》第四十二条，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属于共益债务。这意味着，若管理人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则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属于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反之，若管理人解除合同，相对方只能申报普通债权，清偿顺位靠后。

管辖制度的核心坐标：受理法院与仲裁条款的博弈

破产企业合同争议的管辖，与普通民商事合同争议有显著区别。这并非简单的地域划分，而是涉及破产程序集中管辖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特别是仲裁条款效力）的深度冲突与调和。

集中管辖：受理法院的主导地位

依据《破产法》第二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这一规则被称为“破产集中管辖”，其立法目的是保障破产程序的统一推进，避免不同法院的裁判与破产程序发生冲突。

实务中，对于深圳、上海、北京等地的破产案件，集中管辖原则执行较为严格。尤其是涉及债务人作为原告提起的对外债权追收诉讼，受理法院通常为破产案件受理法院。若合同约定由债务人所在地之外的其他法院管辖，该约定在破产受理后便失去效力。但需注意，集中管辖规则适用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若诉讼原告并非债务人，是否适用存在争议。司法实践普遍认为，只要诉讼结果可能影响债务人财产，即应纳入集中管辖轨道。

仲裁条款：私权自治的保留地带

集中管辖并不能当然排除仲裁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均明确，破产申请受理前订立的仲裁条款，对债务人和相对人仍具有法律效力。这意味着，若合同约定争议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等仲裁机构仲裁，那么管理人追收债权或确认债务时，仍应遵循仲裁程序，而非直接向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起诉。

这一规则的平衡点在于：仲裁条款体现了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因一方进入破产程序而丧失法律效力。但在具体操作中，管理人若认为仲裁费用过高或程序冗长，可在债权人会议中说明情况，但无权单方否认仲裁条款的效力。对于合同相对方而言，若其主张的债权金额较大，通过仲裁程序获得裁决后，仍需向破产受理法院申报债权，受偿比例依旧受制于财产分配方案。

实务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案例中的裁判取向

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破产程序与仲裁程序的衔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例中确立了“仲裁条款有效但执行程序受破产程序限制”的基本立场。例如，在部分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的破产衍生诉讼中，法院认为主合同有效仲裁条款可以约束管理人提起的撤销权诉讼，但撤销权诉讼本身仍归属于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专属管辖范围。这意味着，管理人行使撤销权（如《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不受合同仲裁条款约束，且该诉讼的管辖法院只能是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这是基于撤销权属于破产法赋予管理人的法定职权，而非合同权利义务争议。该裁判规则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相关案例及各地法院的再审裁定中均有体现，为管理人的合同审查与诉讼策略提供了重要指引。

管理人审查权的边界：法定权利与程序正义的平衡

管理人审查合同并非毫无限制。虽然《破产法》第十八条赋予管理人选择权，但其行使必须受到勤勉义务的约束。审查的范围不仅包括合同的经济价值，还包括解除或履行对破产财产的影响以及对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影响。

继续履行合同的审查维度

若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必须综合评估以下因素：一是合同继续履行的资金来源，若需动用破产财产，是否已获得债权人会议同意；二是合同履行是否有助于保全省域内职工就业或维持企业重整价值；三是继续履行与解除之间的成本比较。例如，对于租赁合同，若债务人占有的物业市场租金低于合同租金，管理人选择继续履行对债权人有利；反之，则应当解除并重新出租。

解除合同的审查标准

管理人解除合同亦需遵循相应程序。根据《破产法》第六十八条，管理人实施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财产处分行为，应当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解除合同是否属于“重大影响”范畴，实务中看法不一。为避免事后被追责，管理人通常在解除合同前制作详尽的分析报告，提示合同解除后可能产生的索赔金额，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备案。

各地司法实践的差异化观察

虽然法律规定统一，但在具体合同审查的时限与管辖操作上，不同地区的破产法庭在细节把握上存在差异。

以深圳为例，深圳破产法庭在全国率先推行“重整辅导”制度，对于有重整价值的企业，管理人在审查重大合同时，更倾向于以“保住营运价值”为导向，强调合同的继续履行。同时，深圳地区法院在审查涉港澳台及涉外合同时，对送达时限和域外法查明的要求更为灵活，这使得涉及跨境贸易合同的审查周期往往长于普通合同。而在北京和上海，法院则更侧重于提升破产程序的透明度与效率，对管理人提交的合同审查报告要求极为细致。

对于涉及不动产处置的合同，部分地区的税务、国土部门要求先履行行政审批程序，管理人在合同审查时必须预留充足的程序时限，否则极易发生违约。以上海地区的工业厂房转让合同为例，若厂房涉及划拨用地，则管理人在解除或转让合同前，需先与土地管理部门沟通，确认补缴土地出让金的具体数额，而这直接影响到审查结论。

时间效力：最新修订与司法政策的衔接

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企业破产法》的修订工作。现行法律对合同审查的规定部分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和会议纪要，这些规范性文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际适用效力。在办理具体案件时，管理人和法官往往依据《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进行说理与裁判。因此，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建议读者通过权威渠道查询现行有效版本的司法解释或征求专业意见。

高频问题解答

问题一：合同相对方在管理人未答复时，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

问题二：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还有效吗？

对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集中管辖规则优先适用，合同约定的普通法院管辖条款在破产受理后通常不再执行。但如果合同中约定了有效的仲裁条款，仲裁程序仍可启动。仲裁裁决作出后，需通过破产财产分配程序受偿，而不能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除非涉及对担保物的优先受偿权。

结语

破产企业合同的审查，既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从程序时限管理到管辖路径选择，从管理人职权边界到债权人权利救济，环环相扣。当事人在面对此类问题时，应当尽早固定证据、识别合同类型，并密切关注管理人的动态信息。若您遇到复杂的破产合同争议，建议结合自身情况寻求专业法律意见，由熟悉破产业务的律师提供针对性策略。吴勇律师在此类案件的程序推进与谈判环节具有丰富经验，能够协助当事人厘清法律关系、控制时间成本。